目前華人最廣為使用的《官話和合譯本》，是西方宣教士歷經百年聖經中譯所錘鍊出的結晶之作，其流暢典雅的中文品質，迄今仍難以被晚近不同譯經機構所完成的中文譯本所超越。
然而，《官話和合譯本》有一侷限，卻是非常明顯的：由於從馬禮遜進行聖經中譯起，到《官話和合譯本》的完成，西方宣教士首重的是達意，而非源語形式的保存，使得讀者難以透過《官話和合譯本》，來一窺源語表達時所用的形式。這樣的侷限，使得在《官話和合譯本》出版後，先後出現朱寶惠的《新約譯本》與《呂振中譯本》這些中文聖經，來試圖跨越《官話和合譯本》這方面的侷限，但這些努力所獲致的成果，仍然有限。而隨著華人教會研經的逐漸普及，並聖經學術的逐漸成熟，使得華人教會對有一本可以一致呈現源語形式的中文聖經的期望，變得更加殷切。
但此一期望卻是不容易達成的，因為中文與源語在語法形式與表達習慣上，均有著重大的差異（很顯然，中文並無希臘文與希伯來文冠詞與關係詞的語法形式，也無希臘文複雜的分詞用法），這些差異使得中文聖經譯本往往會因為難以兼顧達意與形式的保存，而無法在譯文中一致地呈現出源語的形式，然一旦源語的形式無法一致地呈現，所翻譯出的中文聖經，便無法勝任研經與學術研究時，對照源語使用的目的。
面對此一困境，當代翻譯學目的理論（Skopostheorie）的提醒是重要的：既然任何源語與譯入語兩者之間，必然會有語法規則與表達習慣的差異，試圖在譯入語中同時完整地轉置源語的形式與信息，必然也會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。
既然如此，目的理論認為，任何翻譯在進行之前，需要先做出選擇，或者以「工具式的翻譯」來建立源語文本與當代讀者間的溝通（即以達意為重點，形式的呈現往往需要犧牲），或者以「文獻式的翻譯」來呈現源語文本與原始讀者間的溝通（即以形式呈現為重點，而犧牲譯文的可讀性，亦不考慮當代讀者是否會有費解的問題），且在做出選擇後，翻譯員應按所設定的目的，一致地進行翻譯，並接受所選擇翻譯類型伴隨的侷限（即「工具式的翻譯」無法有效呈現源語形式的侷限，以及「文獻式的翻譯」譯文可讀性問題的侷限）。
基於前述目的理論的洞見，此一中文聖經翻譯計畫，將會是一個文獻式的翻譯，首要的目標是以中文一致地呈現出源語的形式，供讀者於研經與學術研究時，對照源語聖經使用，或者使用其他中文聖經譯本時，在旁成為理解源語形式的依據，而當按源語形式轉置成中文會產生可讀性問題時，此一譯本將以註腳的方式處理：或者以註腳解釋按源語形式呈現的中文的確切語意，或者在譯文中以可理解的中文呈現，並以註腳呈現源語的形式。
本中文聖經翻譯計畫所採用的翻譯規則，見翻譯規則彙整。
由於此一翻譯計畫，本質是文獻式的，期望以盡可能逐字對應，盡可能不改變源語語法、字序、詞性、不為中文的通順而增加字詞的方式翻譯，因此讀者必須對本譯本的內容有正確的預期。
首先，讀者可以預期的，是本譯本的譯文，盡可能一致地反應出希臘文源語的表達方式，以致讀者對照希臘文新舊約閱讀時，可以藉此釐清希臘文源語各詞語間的語法關係，即便是沒有希臘文背景的讀者，亦可藉此想像希臘文新舊約傳達其信息給其原始讀者時，所用的表達方式為何。不僅如此，對於意義相近的語法結構或詞語，本譯本均盡可能一致地使用不同的翻譯方式或譯詞，來呈現希臘文源語本身在形式與用語方面的差異。一致地呈現形式與用語的差別，將會是本譯本期望達成的貢獻。
然而，讀者不該預期的，是本譯本所使用的中文，將會是流暢優美自然的中文。這不僅是因為流暢優美自然，並非文獻式翻譯的主要考量，更是因為中文與希臘文兩者語法與表達方式的巨大差異，使得盡可能呈現希臘文源語表達方式的譯本，所使用的中文必然不會是流暢優美自然的中文。因此本譯本的讀者在開始閱讀時，甚至很可能會因為譯本中過多的「那」（用以翻譯冠詞）與許多中文看來是不必要的「是」（用以翻譯動詞eimi）而覺得礙眼。然而，這正是文獻式翻譯會有的現象。此時，本譯本的讀者需要提醒自己，本譯本所要達成的，並非希臘文源語文本與當代中文讀者之間的溝通（這是工具式翻譯的目的），而是邀請當代中文讀者成為觀眾，以第三者的身分，觀賞希臘文源語文本，以何種形式與其原始讀希臘文讀者溝通，而在這樣的觀賞之後，當代中文讀者能對於希臘文的語法與表達方式，有所領略。
盼望前述讀者可以預期與不該預期的討論，將有助讀者善用本譯本的譯文。